隔壁那声拐杖点地之后，再也没有动静。
我把烟叼在嘴里，等了大概半分钟。烟尾的火光在指间一明一暗，烧到过滤嘴边上，烫了一下嘴唇。我拿下烟头，弯腰摁灭在搪瓷杯底，烟灰和杯底残留的水渍混在一起，发出嗤的一声。
屋里静得只剩下我自己的呼吸声。
我走到床边坐下，床板咯吱响了一下。床底那只鞋盒还是老样子，纸盒角上蹭掉了一块皮，露出里面灰扑扑的瓦楞纸。我用脚把它勾出来，弯腰掀开盖子。
旧报纸还在，揉得皱巴巴的，压在那些东西上面。报纸上露出半行模糊的黑体字，看不清写的是什么。我把报纸掀开，假阳具横躺在盒底，肉色硅胶表面沾了一点点报纸上的油墨，灰黑的一小块。摄像头接收器压在一团电线上，指示灯暗着，电池早就没电了。
迷药瓶斜靠在盒角上。
我伸手把它拿出来。玻璃瓶握在掌心里，冰凉冰凉的。我举到窗边，对着外面灰蒙蒙的天光看了看——液面在瓶颈下面晃了一下，三分之一不到，贴在瓶壁上慢慢往下淌，留下一道透明的痕迹。
我把瓶盖拧紧，又拧了一圈，直到螺纹咬死。
瓶子放回盒里的时候，我的手顿了一下。那天下午，沈老太摔在地上，我推门进去扶她，她攥住我的手。那只手枯瘦，指节突出，攥在我手背上的力度却大得不像是刚摔过的人。她看着我，眼珠子浑浊，但眼眶里那一点光定定的，像在认人。
她说“好孩子”——不是客套，不是随口。是那种教了几十年书的人才会用的语气，笃定、干脆，像在点名册上打勾。
我盖上报纸，把鞋盒推回床底。
床板又咯吱一声。我仰面躺下去，后脑勺枕在手掌上，盯着天花板上那条从墙角延伸到灯座边的裂缝。裂缝里嵌着一截发黄的旧电线，灰泥剥落的地方露出里面的苇箔。
王月早上出门前站在门口回头看我。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袖子卷到手肘以上，手里攥着自行车钥匙。她说“晚上带饭回来”，语气平平的，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一个样。但她说完之后在门口多站了两秒，眼睛扫了一下屋里——扫过床铺、扫过桌子上的搪瓷杯、扫过床底露出半截的鞋盒边角。
她什么都没说，带上门走了。
我把手从后脑勺抽出来，坐起身，摸出烟盒。烟盒瘪了，里面还剩两根，我倒出一根叼在嘴里，打火机打了两次才着。烟雾吸进肺里，辣辣的，在胸腔里转了一圈再吐出来。
两扇门。
一扇在隔壁，敲三下墙就能推开。推门进去，老太太靠在枕头上，眼镜搁在床头柜上，桃酥盒子开着口。她会说“好孩子”，语气还是那样，笃定，干脆。
另一扇在筒子楼那边的平房里，王月说只有她能进。她每天晚上回来，脱丝袜，揉脚，把眼镜摘下来放在肥皂架上，然后躺在我旁边，后背贴着我胸口，脊梁骨一节一节硌在我肋骨上。
鞋盒在床底下。这两扇门中间唯一交汇的地方，就是那只沾了油墨的纸盒子。
我掐掉第二根烟，站起来走到窗边。玻璃上那层黄灰比上午更厚了，外面的天暗下来，巷口的沙尘落定之后，空气里还悬着一层细细的土腥味。我伸手在玻璃上抹了一下，指尖划出一条透亮的缝。透过那条缝看出去，隔壁沈老太的窗户关着，窗帘拉了一半，里面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我转过身，靠着窗台站着。
床底那只鞋盒的边角又从床单底下露出来，纸皮上蹭掉的痕迹像一道旧疤。我盯着它，脑子里什么也没想，又好像什么都想了。烟味和樟脑味搅在一起，沉甸甸地压在舌根上。
我把鞋盒往里踢了一脚，盒子蹭着砖地滑进去，消失在床底的阴影里。
隔壁又传来“笃”的一声。
比刚才更轻。拐杖点在砖地上，只一下，闷闷的，像是翻身的时候无意间碰到的。然后拖了一下，拐杖头在砖地上划出一道短促的摩擦声，接着是床板咯吱咯吱响了两下。
然后彻底安静下来。
我站在窗边没动。手里的烟早就灭了，过滤嘴被我咬扁了一截。我把烟头扔进搪瓷杯里，杯底磕出一声脆响。
天暗得更厉害了。屋里没开灯，家具的影子糊成一团，只有窗户那一块还透着灰蒙蒙的微光。我站在光和暗中间，脚底下踩着那道从窗框投下来的方方正正的光斑。
外面起风了，巷口的沙尘重新扬起来，打在玻璃上沙沙地响。隔壁再也没有声音。我把手插进裤兜里，指尖碰到打火机冰凉的金属壳，握了一下，又松开。
然后我听见巷口传来自行车链条哒哒哒的声响，越来越近，在楼下停住了。有人熄了车，钥匙串哗啦响了一下。
是王月回来了。